一个多年患病的西北农村高龄老太太是怎样生活的？

月初我回来一趟老家，这是时隔十多年后，我第一次回到老家。老家在西北的深山里。那里只有黄土，夏秋两季一点点、一片片翠绿抹在黄土皮上，格外的好看。春天如果满山的桃花、梨花开了，景色也是极美的。冬季，则是荒草茫茫，黄土莽莽。我在这地方生长到十几岁，一直到高中之后，彻底离开了西北。县城尚回去过一两次，至于那个村落，则一直遥远地停在梦里。西北的天很高很蓝，村落本来就稀落，但我知道，如我一样，无数人正在离开那稀落的村庄，村庄里的人，也慢慢凋零。我高中之时，村子里还有着三十多户人家。高中还未毕业，人们就已经往外奔了。年轻人要么南下，要么北上，唯一的出路是打工。剩下的老弱妇孺，在土里刨命。到后来，连上了年纪的人也往出跑。他们跑不远，只能在几十公里外的县城里谋生，要么看大门，要么烧锅炉。弄点钱，自己当然是用不了的，因为他们有更重要的任务，钱的补贴儿女家用，自己能用的少得可怜。家用最大的部分，整体上是还债。我不知道那些大山里的人为什么拚命在小县城里买房子。这部分人多数是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小的最难伺候。因为男孩娶媳妇的钱，都是老子掏的，那五六线小县城的房价其实并不便宜，多则四五十万，少则二三十万的钱，他们其实拿不出来。因为这地方，脱贫——解决温饱问题——时间其实并不遥远。以我们村子为例，全村通电的时间是1997年。我小学的前几年，白面馒头，也不是常有的。当然，我们家还算可以，有比我们更愁日子的人家。出去的人，来钱的方式无非是打工。但打工的钱不是一定能攒下来的，孩子上学、化肥、头疼感冒等，都是需要花销的。而在21世纪之后，那边的彩礼也跟着经济发展而水涨船高。我见过的最高的彩礼，是18.8万。这对根子上本就几辈子是农民的家庭，简直是天文数字。但彩礼只是一部分，彩礼之外，还有其他硬性要求，比如，县城有房子——满足这个条件彩礼可以酌情商量。至于其他的五金、酒席花销之类，反倒是小钱了。彩礼高这件事，甚至被央视之类报道过，但其实都没说到根本问题。这个问题，表面看起来，是有女儿的父母贪心爱钱，不惜以“卖女儿”的方式弄钱。其实这是冤枉了他们，至少冤枉了大部分人。类似的家庭，基本上家里不止一个孩子，那地方以前的观念，是每家必须有男孩的。我一个亲戚，娶了上几百公里外宁夏的一个姑娘，那姑娘是她家的老五，而她家还有老九，听起来是九凤栖家，实际上一直生的原因，就是想要男孩子。最终没有成功，她家要的彩礼几乎等于没有。而其他家庭未必如此，他们要的彩礼，实际上是留给儿子娶媳妇的。这是个连锁效应。所以，女孩的彩礼就高得吓人了，这些农民最大的愿望，就是女儿的彩礼收回来之后，给儿子娶媳妇，能持平即可，稍微亏点他们都谢天谢地。所以，问题的根本在于，偏远农村的人不断往出走。以他们的家底和在社会上赚钱的能力，想在一个小县城安家，简直难于上青天。但我始终没想通，为什么人们都要走这条路子。地不养人，或者，地里已经刨不出现在社会所需的生活资料才是重点。但既然大家都选择了这条路，那么结果只有两个，几代人服务于一代人，服务的方式是弄钱。弄钱的方式，是往外走。所以，我们村子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债，尤其有儿子的人家，身上的债都不少。而儿女们又让他们很头疼，导致家家户户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但再难念的经，也得念。他们就那么硬撑着。在好几年前，村子里的常驻人口，已经屈指可数了。都是老弱妇孺，到后来，只剩下老弱了。有些身体已经不允许他们在外了，只好回去，在窑洞、瓦房、黄土地上做最后的挣扎。有些是实在过不了小县城的生活，儿子儿媳与他们相处不来，他们也不愿意受莫名的气，带着满肚子的气回去。他们最终都在自己熟悉的土地上，带着病痛的折磨印象或者对人世的慨叹而离开了。这些年，我几乎每年都听母亲对我说，村里的老人谁谁走了，她从县城回去给帮忙丧事。我小时候见惯了的那些满脸皱纹，皱纹里夹着沧桑和笑容的爷爷、奶奶辈们，几乎都走了。每次挂完电话，我都伤感好久。小时候，村里的老人去世，大家都是相互帮忙，像我这样的半大小子，是为那些走了的老人抬棺的最好人选。自我十岁出头，抬棺送坟的事，几乎没停过。包括送走我的爷爷、爸爸。但这些老人们，连抬他们入坟的小伙子都很难凑齐，大家都在外面，很难赶上。我更自伤，我没为他们献上我的肩膀。奶奶辈尚余下一人，仍然活着，虽然在十几年前，甚至二十年前，村里人都一致认为她是在苟延残喘。可是，与她同辈的老人几乎都走了，她仍旧还活着。先说苟延残喘的事情。这老太太，身有残疾。我从小就很难见到她的面，因为她很少出门，出门了我也看不见，都埋头在荒草黄土只见，毫无声息，仿佛天地间便根本不存在这个人。一年能见到她的时候，或许是拜小时候农村那拜年的习俗所赐。有一年大年三十晚上我去她那里拜年，走进她的窑洞，竟然一片漆黑。我叫了一声，灯亮，她从席子上坐了起来。挂着眼屎的眼睛竟然很明亮地认出了我，还能叫得出我的名字。要知道，我们一年几乎说不上一句话。我磕完头，她给我糖，糖纸早已被她弄掉了，赤裸的、沾着污垢的糖，一点也不甜，反而有点咸，她往我嘴里塞。然后咳嗽着叫我快出去到隔壁去吃东西，这里太呛了。天冷，她把土炕烧得很热，满窑洞都是浓烟。她住的房子(以前是窑洞)，堪称家徒四壁，除了土炕之外，几乎别无他物，甚至炕上只有一小块席子。她大概生来便是残疾，据说是当年从宁夏逃荒到本地，兄妹两人，哥哥便将妹妹留在了这里，因为根本无法养活。她的身高在我最初见到她时，便不足一米五，年轻时是何模样，便不得而知了。她永远蓬乱着头发，脸上的皱纹便如榆钱树皮般粗糙而深刻，永远挂着眼屎，仿佛从来不洗脸，永远咧着嘴，口内的分泌液线似的扯着线。她是不能前行走路的。一般人走路都是一脚前一脚后的前进，而她似乎迈不出步子，左右摇晃着走。就像你在让圆规走路。身体左侧抬起，左脚便离地，以右脚为支点，扇子般的转动一点距离，再抬起右脚，以左脚为支点，步步为营地往前挪。远远望见她走路，你会看到一个人头不断地左右摇晃，身体在慢慢地前进。她丈夫也是残疾，据说当过兵，曾骑着骆驼打仗，骆驼受惊，他掉了下来，被一辆驶过的汽车碾断了腿，左腿几乎齐腰截肢，常年拄着双拐走路，宛似三条腿，跨步极大，走得很快。到现在，也已经去世十多年了。丈夫去世时，村里的大人就说，老太太也应该快了。身体本身的素质，加上悲伤难抑，看来是苟延残喘了。奇怪的是，她虽然身体如此，但却从未听说过她得病（只是我不关心，所以不知道，生病当然是肯定的）。但一晃二十余年，她依旧老模样，村里的与她同龄同辈的老人们，包括她的丈夫，却几乎早已凋谢殆尽，全归黄土了。可她依旧还在。她虽然身体不好，但不停地参加劳动。收麦时她背着两捆麦子慢慢往回背。冬日时因为土炕需要烧火，她就在山上那些长满蒿草的荒地里，用手拔、折枯干的蒿草——我想不通她为什么不用镰刀——然后用布带子捆住，或背、或拖，像一个受伤的小动物，一寸黄土一寸黄土的挪过去，直到回到家，然后烧炕，然后等待漆黑的夜晚，静悄悄的来，她便静悄悄的没入寂静的黑暗中。闭着眼，还是睁着眼？在想什么？谁也无法得知。自离家乡，我再也没见过她。我父亲去世，我处理完后事返回时，经过一片长满荒草的地，我心头沉重，心不在焉地走着。突然身前悉悉索索，着实吓了我一大跳。仔细一看，才发现她简直同荒草黄土一色，怪物般的坐在干枯的蒿草中间，比蒿草还矮小，满头乱发，正在一根一根的折蒿草。我失声叫了出来。她抬起头，乱发后一双白多黑少的眼睛盯着我看，两块眼屎依旧住在她的眼角。“哇”的一声，她突然嚎啕大哭起来，她说话本来就如喉咙里痰很多一样，听不清楚，这一哭，更加含糊不清。但我清楚的听明白了，她在叫我的小名，一声、一声的叫。那时候，我至少有十年没见过她了。但他竟然认得出我。她哭得惊天动地，四周一片冰冷，冬风瑟瑟，满目萧瑟。她翻来覆去的自责：老天爷为什么不让我死去啊，你爸娃（在她眼里我爸也是娃娃）这么年轻咋就走了，天呀，老天呀，你把眼睛瞎了呀，该死的不让死，不该死的你偏偏要他死——我看着满地荒草，眼前一片模糊，不知道说什么好。这次回去，距离那次见她，也快十年了。我听说村里较大的老人就剩她一个了，很想见见。这时候，她家已经从山顶搬到了河边，离我老屋很近。我们经过门口地边时，堂姐对我说，你看那是谁？我细看才发现，种过土豆的地里，荒草和干枯的土豆蔓一堆一堆的，中间半躺半坐着一个人。乱发随风，面如土色，正一手拄着一根木棍，尽力抬高了头往这边望过来。堂姐说，你上去试试，看认识你吗？我说，你信不信，即便不认识你，一定认识我。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堂姐是经常回村子里的，而我快二十年了，只见过她一次。我快步走上去，还没到她跟前，就听见她喊我小名，还笑了。我大吃一惊。堂姐也上前说，你看我是谁？她仰头望了半天，叫不出来名字。说你再想想，老板天后，她说，唉，霞霞呀，我没认出娃来。问她怎么还认识我，她说我就是认识啊。她身前，还是她一点点收拾起来的柴草，她还是那个样子，但似乎比那些柴草还枯萎。我很难受，转开头不敢看她。她却完全没察觉，话语不完全地嘟囔着，听起来是在说我。我去她家里。新掰的玉米棒子堆满了院子，一个八九岁的女孩子头发乱糟糟的在玉米堆上玩。她女儿女婿（女婿是入赘到她家的），听到声音出来，跟我寒暄。那小女孩，是她的孙女了。老太太是老来得子，儿子比女儿小了十多岁，跟我年纪差不多。那时候，她女儿的孩子都七八岁了，自己的儿子也就十来岁，小孩子给小孩子当舅舅。但这舅舅很不靠谱，他的三十年非常传奇和精彩，此处不叙，另以文记。玉米堆上那小女孩，是他费劲千辛万苦花了他姐夫所有的积蓄跟一个回族女孩生的。这回族女孩，本来生活在这个汉族家庭，这个村子。但前几年突然也不想过了，走了。这小女孩留了下来，他姐姐帮忙带到这么大。我问了一些关于老太太的生活。她女儿说，那就是老样子，一直这样了。最近农忙，一天也没人给做饭，她自己是不能做饭的，因为站不稳。没人顾得上她，她只能自己跟孙女两个吃点馒头，喝点热水。她每天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炕烧热，忙的时候，比如最近，如果可以，就在泥土里又爬又卧或坐，帮着扯扯玉米缨子。病痛当然是常有的，但据说她每次都能自己挺过来。我也不知道需要多坚强的生命力，才能挺过这么多年。但她就挺过来了。也许，再过十年，她还是那样的停着，还是能认出我来。但终究，她会撇下这人间，带着她最熟悉的黄土，躺到黄土里去。过了冬季，山上便翠绿了，但过不了多久，也许就再也见不到那些守在村里的老弱妇孺在这黄土地里挥汗如雨的情景了。而那些出外打拼的青壮呢，他们何尝不是在血汗里挣扎，他们是否是未来这村里的老弱妇孺呢？我不知道，但知道了又能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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